北京王府井大街一百年前为莫理循大街，是以一个外国人的名字而命名。这个人就是·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并获医学博士学位，是近代中国极具影响力的探险家和记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也是澳中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纽带。他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后成为中华民国总统顾问（1912—1920），深度参与清末民初的政治进程，被称为改写近代中国历史的“隐形操盘手”。除政治与新闻领域的活动外，莫理循还是热忱的中国艺术与文化收藏者，其在华期间系统收集的

　　1894年是莫理循一生中唯一一次抵达长江三峡。虽然是路过并非莫理循考察的重点，但这次三峡行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旅行途中及后来的中国工作生活驻留的十几年岁月里，钟爱收集三峡照片，经梳理，在莫理循的影像收藏系列里约五十余张，涵盖宜昌及三峡沿线的自然风貌、军政场景与民俗百态。

　　一直以来，相关机构对莫理循1894年旅行及影像档案的研究，多依附于其整体考察，侧重档案整理，这批三峡影像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研究，加上拍摄主体归属长期存在混淆。将莫理循收藏者身份误以为拍摄者。笔者结合现有史料记载与影像档案，辨析这批峡江影像的拍摄者真相，厘清莫理循在影像留存中的角色；从“收藏者”视角出发，挖掘莫理循影像收藏的历史与学术价值，突破以往“仅关注拍摄者”的研究局限，丰富莫理循中国考察史、清末影像史的研究，补充19世纪末长江三峡地区影像史的历史脉络。

　　莫理循自幼便展现出强烈的冒险精神，18岁时孤身穿越澳洲大陆，1883年赴新几内亚探险时遭遇土著人袭击，随后前往爱丁堡完成医学学业，此后以医生身份辗转于西班牙、摩洛哥等地探险。1894年，31岁的莫理循从日本抵达上海时身无分文，凭借母亲汇来的40英镑，开启了从上海经三峡至重庆、最终抵达缅甸的长途旅行，全程约3000英里。彼时的他未曾预料，此次旅行将彻底改变其人生轨迹——他的后半生将与中国紧密相连，也将书写一段外国人对中国爱恨交织的人生篇章。此次旅行的见闻，被他整理成《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该书在英国出版后虽版税无足轻重，却得到《泰晤士报》的赏识，为他赢得了该报驻远东记者的职位，奠定了其在华个人“辉煌”经历的基础。

　　此次旅行并非单纯的探险之举，据其1895年著作《中国风情》（An Australian in China）记载，莫理循的核心计划是“溯长江而上到重庆，然后装扮成中国人，不事声张地穿越中国西部，从中国掸邦和克钦山脉一直到缅甸边境”。长江三峡作为连接长江中下游与上游的关键通道，是其行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路段，也是他深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地。

　　结合莫理循的旅行记录与相关史料，其1894年三峡之旅的关键行程可梳理如下：2月初抵达上海，2月11日乘船离开上海，2月14日抵达汉口，2月17日离开汉口，2月21日抵达宜昌；抵达宜昌后，莫理循最初计划徒步前往重庆，后在宜昌海关三等帮办E.A.阿德治（E. A. Aldridge）的建议下，决定雇船前行；2月22日完成雇船事宜，2月23日清晨从宜昌南津关进入三峡，历经7天航行，于3月1日抵达万县（今重庆万州区），3月9日顺利抵达重庆，全程兑现了与船老大杨思昌的合同约定。

　　此次三峡之行的顺利完成，既得益于莫理循的胆识与魄力——作为不懂汉语、未带翻译与武器、孤身前行的外国人，在晚清社会矛盾尖锐、路途艰险的背景下完成长途旅行，实属罕见；也离不开沿途中国人的协助，其中宜昌海关三等帮办阿德治的帮助尤为关键。莫理循在《中国风情》中曾将阿德治误译为“艾尔里奇”博士（也可能是译音错误），经《宜昌开埠》作者、宜昌文史学家李明义先生结合《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职员题名录》《宜昌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考证，确认此人即为E.A.阿德治，其主要负责宜昌海关的单据处理、统计及外事接待工作。次日清晨6点，阿德治义务帮莫理循联系好了小船，以及4名身强力壮的年轻船员和船老大。正是阿德治的建议与协助，莫理循才得以雇用到合适的船只与船员，避开了徒步穿越三峡的诸多风险。

　　莫理循在《中国风情》中详细描述了三峡航行的经历：“天亮时我们再次出发，很快进入了河流切割山脉形成的第一处伟大峡谷。晴朗的天空下，河水平稳流淌，陡峭崎岖的山丘倒映在水中，我惬意地躺在船上，欣赏着眼前的景致。”峡江两岸高山峻岭倒映江面，渔船往来其间，沿途途经平善坝海关办事处、曳滩、风箱峡、夔州（今重庆奉节）等节点，其中曳滩的险恶、纤夫的劳作、救生船的运作等场景，均被其生动记录。他特别写道：“曳滩（湖北秭归）在整个长江流域最为险恶，尤其在冬季更是如此；而新滩则在夏季最为险恶。三位船员爬上岸把小船拖到河边，但显然人手不够，我们的船被卡在洪流中动弹不得。就在这时，几个纤夫出现在岩石旁，主动帮我们拉船。”在技艺精湛的船员操控下，船只顺利前行，莫理循与5名船工仅用7天时间便奇迹般穿越三峡抵达万县，远超合同约定的15天期限。这既得益于莫理循的好运气，更离不开中国船工的精明能干，以及峡江船夫与中国人民的友好相助。

　　莫里森收藏庞大，包含232卷书和87箱日记、信件、主题档案、报纸剪报、名片、地图、照片、明信片、艺术品和实物。莫理循1920年去世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明确表示，其收集的各类资料与物品，大部分捐赠给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莫理循相关影像藏品的核心档案为《莫理循中国档案》（George Ernest Morrison Papers, MLMSS 322），这是全球最完整、最原始的莫理循影像档案，主要藏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米歇尔分馆），此外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日本东洋文库等机构也有零散收藏。莫理循在中国二十余年收集关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书籍、报刊、地图等共两万四千余册，形成“莫理循文库”，该文库于1917年被日本三菱财团收购，成为东洋文库的基础。

　　影像收藏是其整体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清末民初的重大事件、人物、风土人情，共计3千余幅。笔者梳理发现，其中与三峡、宜昌相关的影像约48张，可分为三大类：

　　1894年莫理循在宜昌江边海关码头（今市政府门口江边）出发前，左5人应为前往重庆所雇船工。右图为同一地点文作者2026年摄。

　　第一类为人物相关影像，仅1张，标注为“莫里森与他的仆人在海边住所”。结合莫理循的行程与场景分析，该照片实际拍摄于宜昌江边海关码头的船只旁，画面左侧船上的5人，应为莫理循在《中国风情》中提及的4名水手与船老大，这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莫理循本人出现在三峡、宜昌地区的影像。

　　值得注意的是，另有3张标注为“晚清宜昌官方阅兵及训练照片”的影像尤为引人注目，画面中士兵身着统一浅色号衣，装备汉阳造步枪，旁侧设有西式军乐队，右侧有骑白马的清朝地方武官，生动展现了清末湖北新军（或宜昌地方防营）的训练风貌。但此类照片长期被国内众多媒体误用于非拍摄地场景，与约翰·汤姆逊1872年在三峡拍摄的“清官员骑马巡视”照片一样存在场景误读问题，结合画面地理环境与宜昌近代军事史背景，可明确其拍摄地为宜昌。

　　《莫理循中国档案集》中收藏的峡石门洞（左图），右图为文作者2020年拍摄的石门洞。

　　第二类为宜昌本地场景影像，共9张，涵盖自然景观与人文场景，包括石门洞、建设中的宜昌德希圣墓庐（比利时籍天主教主教德希圣相关遗存，德希圣后于1904年在施南阅边时被民众击杀）、老黄陵庙、执勿山、三游洞、教会医院、宜昌二马路江边码头、江南渔船等。其中，宜昌二马路江边码头影像为早期宜昌码头风貌的罕见记录，老黄陵庙影像则清晰呈现了庙宇正面及周边的原始景象，填补了清末宜昌城郊景观记载的空白。

　　第三类为扬子江峡谷及三峡沿线张标注为宜昌相关场景，包括青滩激流、青滩拉纤等；其余19张根据画面地貌与场景特征，可判定为三峡沿线或长江其他区域的影像。这类影像主要以明信片形式呈现，其中宜昌、重庆沿江近景照片（如船舱内部、纤夫近景、小型村落特写），档案标注为“Possibly taken by G.E. Morrison, 1894”，推测可能为莫理循在重庆及近峡段拍摄的影像，但其真实性仍需进一步考证。

　　相关图书馆原始档案可见，相关影像统一标注为“Photographer: Unknown / Attributed to commercial photographers on the Yangtze; Collected by G.E. Morrison, 1894”，明确表明这些影像为长江商业摄影师的作品，由莫理循收集；而其他机构的流转本多简化标注为“G.E. Morrison, 1894”，易引发“莫理循本人拍摄”的误读。长期以来，国内媒体普遍将1910年前与莫理循相关的影像均归为其本人拍摄，但结合史料记载与影像档案考证，这一认知存在明显偏差。

　　1894年携带相机并进行拍摄。查阅莫理循1895年《中国风情》原版英文著作、旅行日记及相关书信，均未提kaiyun体育全站入口及其携带相机、拍摄设备，也未记录任何拍摄行为，仅明确提及“购买照片”“收集影像”的相关内容，未发现任何原始底片、拍摄笔记或签名能够佐证其亲自操作相机拍摄三峡、宜昌影像。莫理循本人从未自称拍摄过三峡相关影像，其1894年旅行日记及1895年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An Australian in China）中，仅记载“bought photographs of the gorges”“collected views along the Yangtze”，明确表述为购买、收集照片，而非亲自拍摄。

　　·莫理循在《西北之行》序言中明确写道：“据我所知，先父在1910年以前自己没有拍过照片，1910年他经西部中国到俄国，做了一趟西北之行，期间拍摄了照片。”阿拉斯戴厄·莫理循所提及的西北之旅，即1910年1月15日莫理循从北京出发，沿丝绸之路开展的长途考察，此次旅行历时174天，行程3760英里，拍摄近千张照片，这一拍摄经历有明确史料记载，与1894年三峡之旅形成鲜明对比，进一步佐证了莫理循1894年未进行拍摄的结论。

　　1894年三峡相关影像中，既有照片、明信片，也有蛋白照片与银盐照片，两类照片的技术特征差异显著：蛋白照片以蛋清为感光剂，成像色调柔和，多为19世纪中后期的主流摄影技术；银盐照片则以银盐为感光材料，成像清晰度更高，流行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且存在明显的技术迭代痕迹。若这些影像均为莫理循本人拍摄，其技术风格与成像特征应具有一致性，而现有影像的多样性，表明其来源并非单一拍摄者，更符合“收集、购买”的特征。

　　1894年的行程安排无拍摄时间与条件。莫理循此次三峡之旅的核心目的是完成从上海至缅甸的长途穿越，行程紧凑、路途艰险；且其孤身一人、未带随从，作为1894年时无摄影经验的医学博士、自费旅行者，他仅携带少量旅费（40英镑），不懂中文、无助手，全程依靠脚夫与向导，不具备独立操作复杂摄影器材、长时间曝光拍摄峡江景观的条件。19世纪90年代的摄影器材较为笨重，需携带相机、底片、感光药剂等，对于计划徒步穿越三峡、急于赶路的莫理循而言，携带此类器材极不现实。此外，莫理循在宜昌仅停留两天，2月21日抵达，2月23日便启程进入三峡，期间主要忙于确定行程、雇船、签订合同等事宜，无多余时间前往宜昌城郊及周边拍摄影像。

　　“收藏”而非“拍摄”。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收藏的《莫理循中国档案集》中，相关影像原件标注多为“Photographer: Unknown”（佚名）、“Purchased by G.E.Morrison”（莫理循购得）、“Collection of G.E.Morrison”（莫理循收藏），仅有部分影像标注“G.E.Morrison, 1894”。结合史料分析，此类简化标注多为后人添加，并非原始拍摄者标注，无法作为莫理循本人拍摄的依据。

　　1894年与莫理循相关的三峡、宜昌影像，绝大多数并非其本人拍摄，而是其在三峡之旅沿途收集、购买、他人赠送，甚至委托他人拍摄的作品；部分照片从内容发生的时间关系分析，拍摄时间可追溯至1894年之前，应为莫理循三峡行程之后，在中国期间通过其他渠道收集所得。仅有少量重庆及三峡近峡段的影像，存在莫理循本人拍摄的可能性，仍需进一步结合史料与影像细节考证。

　　1894年在宜昌的经历，其峡江影像的拍摄者大概率为当时抵达宜昌的外国摄影师。19世纪末，西方“中国热”兴起，旅行者、传教士、学者纷纷涌入中国内陆，试图记录中国的地理风貌、民俗风情，影像技术的普及为这种记录提供了便捷手段。三峡独特的地理位置与自然风光，吸引了大批外国摄影人前来探险拍摄，留下了大量影像资料。宜昌开埠后，也有部分外国人长期在此居住，其中宜昌海关人员、驻宜昌办事机构人员、传教士、商人等，均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携带相机，记录当地风土人情与军政场景，包括宜昌新军阅兵及三峡景观。这些人与后来长期居住北京、担任总统政治顾问的莫理循交往密切，其拍摄的影像后被莫理循陆续收集，成为其藏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莫理循的收藏行为贯穿一生，莫理循自幼喜爱收藏，从早期的邮票、贝壳，到后来的照片、古籍、手稿，甚至出席重要活动的小票、名片、会议通知等，均在其收藏范围之内；同时，作为一名记者，其职业敏感性促使其注重收集各类能够反映中国社会风貌的资料，而照片作为直观的记录载体，自然成为其收藏的重点。莫理循对影像照片极为珍视，甚至将其视为

　　“宝贝”，即便在路途遇到刁难与困难，也舍不得拿照片送人讨好。一次，他在云南边境与缅甸交界的北部禅族地区，与当地土司王子会面时，曾展示自己携带的部分照片，莫理循在《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写道：“他非常有礼貌地要求我送他几张，我高兴地点头表示同意，但却把照片卷了起来，放回我的箱子。他认为我根本没听懂他的话。”这段记载，生动体现了莫理循对每一张影像照片的珍视之情。

　　——将其从长期被误读的“拍摄者”还原为真实的“收藏者”，更明确了历史影像考证的核心原则：历史影像作为直观的一手史料，其拍摄地、拍摄者的辨析，必须结合文字史料、影像技术特征、时代历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综合考证，方能避免误读与混淆，确保相关研究的科学性与严谨性，这也为近代历史影像的整理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1894年三峡之行中的影像收藏，是莫理循长期收藏习惯的具体体现，其收藏的独特性进一步凸显了藏品的价值。与莫理循后期收藏的聚焦政治事件、重要人物的影像不同，三峡影像以“民间风貌与自然地理”为核心，是其1894年内陆考察的直接史料留存；三峡之行虽只是其上海至缅甸长途旅行的途经之地，但四十余张相关影像的收藏，足以彰显他对长江三峡地区的关注，更关键的是，这批影像填补了19世纪末三峡地区影像档案的部分空白。相较于同时期其他西方旅行者的零散影像记录，莫理循的三峡影像收藏更具系统性与完整性，其珍贵性与独特性尤为突出。

　　莫理循作为收藏者，对收集到的影像照片进行系统性收购、汇编与标注入档，其收藏行为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史料传承价值。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战火频仍，各类史料极易因战乱、岁月流逝而损毁，莫理循的系统收藏，使得大量珍贵的峡江影像得以完整留存，避免了湮没的命运。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影像与莫理循《中国风情》等著作中的文字记录相互印证，形成了

　　“文字+影像”的双重史料体系，有效提升了史料的可信度与丰富性，为后续近代中国史、长江三峡地区史等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19世纪末三峡、宜昌地区影像史料的空白。19世纪末，长江三峡地区交通闭塞、与世隔绝，相关文字记载多集中于地理地貌、军事防御与商贸往来，直观的影像资料极为匮乏。莫理循收藏的这批影像，全方位、多角度呈现了清末三峡的自然风貌与社会百态，既包括峡江激流、青滩险滩等自然景观，也涵盖峡江航运、纤夫劳作等生产场景，更记录了宜昌的城市景观、军政活动与民俗风情，为还原1894年前后三峡、宜昌地区的社会面貌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直观视觉证据。

　　“Collected by G.E. Morrison, 1900-1910, Photographer Unknown”（莫理循收藏，佚名摄影师）的宜昌新军检阅影像，尤为珍贵，是目前所见唯一来自莫理循收藏、记录清末宜昌军事近代化的关键影像，现藏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莫理循中国档案集》。尽管拍摄者身份尚未明确，但这组影像清晰展现了清末“新政”军事改革在地方的具体实施情况，印证了张之洞在湖北编练新军的历史背景，补充了宜昌近代军事史的稀缺研究资料。1894年甲午战败后，张之洞推行湖北军事近代化改革，编练“湖北新军”，宜昌作为长江中游重要口岸，设有宜昌防营（又称“宜防营”），是湖北新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像中，士兵身着浅色西式号衣、装备汉阳造步枪，旁侧设有西式军乐队，队列操演完全照搬德日军制，是清末军事改革的直接体现，照片右侧骑白马的清朝地方武官为宜昌防营检阅官，这类操演既是当时地方军政的常规活动，也是西方洋员、摄影师热衷记录的题材。从场景来看，照片背景的丘陵地貌、开阔操场地形，与清末宜昌城郊防营驻地（今宜昌伍家岗一带）高度吻合，其中一张沿江行进的队列影像，更印证了宜昌防营依托长江驻防的特点——当时新军常沿长江堤岸开展拉练、检阅，江边的梯田、村落等景观，也正是清末宜昌城郊的典型地貌特征。

　　此外，藏品中记录峡江激流的影像也具有独特的历史与地理价值。这类影像聚焦三峡段长江的自然地理风貌，清晰呈现了青滩、曳滩等险滩的激流景象，江面之上，小型舢板在汹涌波涛中艰难前行，纤夫们沿着江边岩石奋力拉纤，船夫们凭借精湛技艺操控船只穿越险滩，生动还原了清末峡江航运的艰险与不易。影像背景中，三峡两岸高山峻岭拔地而起，悬崖峭壁倒映江面，江面之上渔船、货船往来穿梭，既展现了三峡

　　“两岸连山、壁立千仞”的独特地理环境，也记录了长江三峡作为黄金水道的航运价值，为研究19世纪末三峡地区的地理地貌、航运条件提供了直观的影像佐证，补充了近代长江航运史的研究内容。

　　除军事、地理相关影像外，宜昌码头、老黄陵庙等影像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宜昌二马路江边码头的影像，是早期宜昌开埠后码头风貌的罕见记录，清晰展现了码头的布局、船只停靠的场景，反映了近代宜昌作为长江中游重要口岸的商贸地位与城市发展脉络；老黄陵庙的影像则完整呈现了庙宇正面及周边的原始景象，填补了清末宜昌城郊文化遗存记载的空白，为研究近代宜昌的宗教文化、建筑风格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

　　从学术价值层面来看，莫理循峡江影像藏品的价值体现在多个研究领域。其一，为近代中国史、长江航运史、清末军事史、三峡地区地方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史料，弥补了文字史料的局限性；其二，影像作为西方视角下对中国西南内陆的记录，既包含客观的场景呈现，也隐含着西方人士对中国社会的认知，为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变迁提供了重要样本；其三，莫理循的收藏行为与影像的流传、误读过程，也为近代影像传播史、史料整理与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角，其系统收藏、规范归档的理念，更为后世史料传承提供了有益借鉴。

　　“收藏者”身份为核心，打破了传统影像研究聚焦“拍摄者与作品”的局限，丰富了近代中国影像史的研究维度。

　　湖北省摄影家协会大画幅专委会主任、宜昌市摄影家协会顾问、宜昌市摄影家协会大画幅专委会主任。多年关注于长江三峡流域历史影像的研究与收藏。